我喜欢的一位导演张元这样评价他的两位女主角：“赵薇是绿茶，越泡越有味道；徐靜蕾则是桔子，剝起來很簡單。”这种比喻引人入胜，只是无论是绿茶还是桔子，纵使口味不同，却也总有各自的一批吃客。“超级女声”“快乐男声”（以下简称超女、快男）和“加油·好男儿”（以下简称好男儿）等一帮真人秀亦是如此。
7月20日，快男杀入两强赛，看似大局已定，其实故事才刚刚开始。现在再回过头来，细数当下真人秀节目：长沙的超女快男、上海的好男儿和“我型我秀”、济南的“天使任务”、北京的“梦想中国”、海南的“万人迷”以及南京的“绝对唱响”等，而反响最好的就数超女、快男和好男儿。之外，济南引进蔡康勇和谢娜，诙谐主持，企图再造“康熙来了”的辉煌，但大明湖畔的老百姓有点不喜吃这一碟半土不洋的小菜；梦想中国，秀场终落户北京，却因为颐指气使的李咏使得节目呆板教条起来；夹在长沙和上海中间的南京后知后觉，2006年6月办绝对唱响，搞男女对唱，但从嘉宾到选手都无甚新意。
为什么超女、快男下里巴人，男女老少却都喜欢看？为什么好男儿阳春白雪，却被说成男色消费的崛起？为什么同属长三角，上海的我型我秀深受青睐，且诞生出上海市民颇受欢迎的歌手薛之谦，而南京的绝对唱响却少人问津？为什么桔生“京城”则为枳，真人秀生北京却遭遇骂声一片？
知名电视批评家李幸教授断言，“快乐大本营”连同“东方时空”、“南京零距离”成为十年来（1993年以来）中国电视的三次革命。这三档革命性的节目一出，五花八门的明星娱乐节目、新闻调查节目、民生新闻如雨后春笋般遍地都是，超级女声的火爆程度以及在全国的被复制粘贴也是如此。快乐大本营和超级女声，作为中国电视变革的里程碑同出在长沙，而不是北京或上海，这是不是偶然中的必然，如同拿破仑的出现？
长沙的李湘与上海女人的大腿根
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这个“人”不仅包括办节目的人，也包括看节目的老百姓，毕竟节目是办节目的人按照看节目的人的习惯生产出来的。那么为什么真人秀最先成功在长沙？为什么超女、快男一开始就是下里巴人，一开始便走亲民的路子？这就自然延伸出长沙这方水土和人文来。
长沙人喜辣，做事也是辣味袭人，看看湘妹子李湘便略知一二。李湘远没有舆论中的那般恶毒，就是虚荣点，太要强，泼辣、率真，又有股聪明劲。也正是凭着这股子聪明劲，她牢牢抓住“快乐大本营”以及湖南卫视这根藤索，迅速走红，然后适时接手超级女声的主持棒。只是高调自有高调的妙处，比如高调赢来了老公，高调赢来了明星需要的关注度，但是也正是高调引起了一阵持续不停的唾骂声。长沙人和长沙这座城市也象李湘一样，泼辣着，张扬着，聪明着.
去过长沙一次，当晚就被朋友拽去KTV，排队排了半天。KTV老板说他家歌厅每天晚上接待观众1000人，我大为吃惊。但转念一想，歌厅在长沙的大受欢迎也间接说明了长沙男女老少热爱唱歌的程度。如此看来，超女、快男诞生在长沙，又一开始就走亲民路子，是因为KTV在长沙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，因为长沙人想唱就唱。
想唱就唱的长沙人造就了下里巴人的超女、快男，而超女、快男落户上海，则成了加油好男儿，为什么陡然阳春白雪起来？
王心丽在《落红三部曲》中说，“南京女人把淫欲包裹起来，上海女人则把淫欲袒露出来，30年代的大上海女人将旗袍边开到了大腿根儿”。这么看来，如今红地毯上争奇斗艳的女明星和30年代的上海女人相比也就小巫见大巫了，这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的文化，开放、包容、正统与自傲。